穿過訴訟服務中心大廳，繞過調解員照片長廊，輕輕推開調解室的門，徽章佩戴整齊——我的一天，就是這樣開始的。我是一名天津市政協委員，同時也是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人民調解員。在2020年，天津二中院立了訴前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并以此為基點，不斷拓寬平臺、暢通渠道，與各調解組織建立聯機制，吸納各行業人員加人民調解員隊伍，實現人民調解、行業調解、專業調解和律師調解全覆蓋。而我，就是此次聘任的30名人民調解員之一。在擔任調解員的這幾年里，我經手調解了各類案件近百件。但說起讓我印象最深的案子，卻不是標的額幾個億的那種“大案”，而是一起業服務合同糾紛“小案”。
這起案件的案并不復雜。60多歲的小區業主李大爺因對業提供的服務不滿意，比如車位又小又遠、出行不便、綠化質量不高等，而拒繳業費。業公司則認為，其已經提供了相應的服務，車位是早就設計好的，綠化樹也是按照之前的承諾進行栽種的，便一紙訴狀將李大爺告到法院。一審判決后，李大爺不服，上訴到了天津二中院。案件經過訴前調解程序，分到了我手里。
這個案子乍看起來和其他業服務合同糾紛沒什麼不同，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車位還好說，是早就規劃好的；可綠化，只能看到種沒種，但種什麼、活不活，這不太好衡量。在仔細研究案卷后，我發現了案子特殊的地方——上訴人李大爺退休前從事園林綠化工作，他從自己的專業角度，認為業在綠化方面存在很大問題，種植植的季節、方法等都不對。調解的目的表面上看是節約訴訟資源，深層次看還是要案結事了，不激化矛盾，不留矛盾。調解需要找到雙方共同關注的那個“結”，說不定輕輕一“拉”，“疙瘩”就解開了。而庭審記錄中李大爺的一句話也讓我眼前一亮：“業栽樹的時候，我看到了，在現場告訴他們這個季節種不活，他們不理我。”
在調解工作中，“利益”是核心，雙方之間的利益如果不可讓渡，絕對調不。這起糾紛的關鍵明顯“不是錢的事兒”，李大爺對小區很有，倒是有種“恨鐵不鋼”的覺。綜合分析后，我認為，這次雙方有的談，于是開始“背靠背”做雙方的工作。“您想換業嗎？”我問道。李大爺搖了搖頭。“您那麼小區，大家都有樣學樣不業費，要是沒錢維護，這小區可就真不行了。”我又說。李大爺還是不吭聲。于是，我又找到業公司：“人家業主提建議你們怎麼不聽呢？”“你們的綠化是不是存在人家指出來的那些問題？”“大爺也不是差錢，不業費確實有他的理由。”“我們確實不太懂怎麼綠化。”通過一番通后，業公司負責人也不再認為李大爺是無理取鬧。
調解工作的另一個關鍵詞是“緒”，在二審中雙方當事人緒對立更加激烈，一定要讓當事人把緒發泄出來。我陪著李大爺喝完兩杯水，聽李大爺把委屈說完，我適時問道：“您看這業費要不然咱繳上？”李大爺猶豫了一下：“那個車位離我們樓遠的，設計得不合理，我年紀大了，腳不行。”聽話聽音，我覺得這時候火候差不多了，李大爺需要的只是一個“臺階”。“您看咱要不然退一步，和業協商換一下車位的位置？”李大爺這次答應得痛快：“行，他給我換，我就業費，車位差的錢我也給補上。”
我趕趁熱打鐵去征求業公司意見，經過一番協調，業公司也同意了李大爺的要求。雙方簽完調解協議，李大爺當場就把業費繳了，樂呵呵地說：“我明天就去業教你們怎麼種花草！”業公司負責人也笑著應：“熱烈歡迎您來！”調解工作確實不容易，都說“小案”不小辦，“小案”也不能小調。作為律師，在工作中，我要為我的當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政協委員，我要了解和反映群眾的需求；但作為調解員，我要做好居中平衡，這種思維邏輯的轉換對我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盡管平時工作繁忙，但該我來值班時我一定會來值班，這是我作為政協委員、作為法律人的社會責任。而調解的過程，也是我持續學習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