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流浪博士”孫衛東的命運引發了人們對游民問題的關注。他曾是“天才”“英”，如今卻淪落街頭，這讓很多人到唏噓。事實上，國的游民問題由來已久，近年來變得更加嚴重。2022年底，杉磯宣布進急狀態，因為游民數量全第一且持續激增。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的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國的游民人數猛增12%，達到了65.3萬人，再次刷新了自2007年以來的歷史峰值。游民中，有人種的比例更高。其中人數增長最多的是拉丁裔族群，較上年增加了3.9萬人；而增幅最大的是亞裔族群，較上年增長了40%。非洲裔雖然只占國總人口的13%，卻占無家可歸人數的37%。超過五分之一的無家可歸者年齡在55歲及以上。
經濟危機、新冠疫等突發因素是游民數量激增的直接原因，但其源是國社會的諸多系統問題——經濟不平等的“弱勢者”。據統計，1989年以來，白人家庭的財富中值增加了兩倍，而非洲裔、西班牙裔和拉丁族裔家庭的財富幾乎沒有增加。種族間經濟的高度不平等導致較低的階層流，勞收的增長跟不上資本收的增長。經濟上于弱勢地位的非裔、拉丁裔等群的購買力出現實質停滯，增加了一般家庭陷債務危機的可能。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承巨額的房租、醫療保險等費用，淪為資本市場中的無家可歸者。據統計，國近1/6的人口所獲得的產數額超過最低的50%人群平均的畢生勞所得，而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群則是這一財富代際傳遞過程中的直接害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預測：到2030年，國10%的人口會占有國民收的約60%。
公共政策失靈也是造游民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游民群多提袋拾荒為生，因此也被稱為提袋人。國公共政策的失靈使游民難以重返家園。教育狀況的不平等使勞者在技能獲取上也不平等，最終導致勞收不平等，循環往復，進而階級固化、種族邊界化。貧困家庭的孩子往往因高昂的學費以及住宿本無法到高質量的教育，這使得他們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于不利地位。高昂的教育本使那些已經陷困境的人們更難以通過教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其次醫療保障的缺失致使游民的生命權難以為繼。國社會保障系存在系統不平等，有近3000萬人沒有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一些國人失業后付不起醫療保險費，又沒有多儲蓄，生病后陷財務困境。截至2020年6月，全醫療債務總額估計高達1400億元，低收者是此類債務沖擊最大的群。雪上加霜的是，社會救助管理嚴格，救助對象認定程序復雜，致使游民所獲得的社會救助相當有限。最后，天的毒品易市場、猖獗的盜竊行為和松散的營管理制度，使游民遭巨大心力。海因、冰毒等毒品隨可見，侵、肢暴力高發頻發，結核病、肝炎、艾滋病等傳染病廣泛流布，部分游民由于長期吸毒或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而無法正常工作。
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國有超過35000名退伍軍人無家可歸，每10000名退伍軍人中就有22名無家可歸者。退伍后缺乏社會支持是造退伍軍人無家可歸的主要因素。當然，這背后的源是國頻繁發的對外戰爭。國政府寧可每年把數千億元的資金用于軍費開支，也不愿投資源真正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總的來說，數量龐大的游民群背后藏著住房、就業、貧困等民生問題，同時全面折出國公共服務、醫療衛生、教育就業、刑事司法政策、種族主義等系統痼疾。
近年來，隨著人數增長，游民群為政治選舉博弈的籌碼。政治左翼勢力以為游民提供恰當的居住和重返社會選項為口號，爭取其支持。右翼則將游民群描述為劣等人、福利制度寄生蟲和罪犯等，以獲得政治保守者的支持。圍繞滿街游民的種種淪為政客們的選秀口號，但這些演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國雪城大學的米切爾教授指出，在國，一個又一個城市通過的反無家可歸者的法律以一種有害的方式起作用：通過重新定義公共空間中可接的行為，通過實際上消滅人們必須居住的空間，這些法律只是想消滅無家可歸者本，而不是問題。2022年12月，拜登政府曾公布一項無家可歸者問題應對計劃，目標是2025年讓無家可歸者數量減25%。現在看來，這項計劃已經落空，而除游民問題在種族資本主義的控下也難如登天。在這個意義上，國街頭的游民群數量恐怕會越來越多，由其引發的危機也會越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