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支付方式在支付農民工工資中的應用越來越普遍，但一些企業在支付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將工資、材料款、報銷款混發而不進行說明，通過多個渠道發放工資而不添加備注，工資標準、發放時間和發放數額不確定等。吳國瑞（化名）是一名54歲的木工，于2021年2月加了沈的一家裝修公司工作，口頭約定的工資為8500元，老板通過微信轉賬發放工資，但從未添加轉賬說明，其中還混有材料款和報銷款。2022年2月，公司表示到新冠疫的影響，每月工資將減30%，年底補齊，然而這筆錢一直拖到今年4月都未發放，累計拖欠了35700元。最后，老板直接不承認補發工資，吳國瑞隨即申請勞仲裁。仲裁庭審理后認為，約定工資為8500元，據實際微信賬單，平均每月支付8647元，吳國瑞既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公司承諾發30%的工資，也不能證明多發的是材料款和報銷款，因此駁回了他的請求。

可以說，移支付方式的普及給社會帶來了很多便利。然而，作為一種新的支付方式，在使用過程中，由于工作者的風險意識沒有跟上，也確實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風險。特別是像農民工這樣的勞者，他們通常是通過包工頭等方式工作，這種用工方式本就不夠規范，公司很與工人簽訂勞合同。由于工人缺乏勞資關系的風險意識，一旦發生工資糾紛，由于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相關權益很難得到保障。在傳統的線下支付時代，無論是發放工資還是借還款，通常都會有紙質工資明細或者開借條、收據等。即使是后來的銀行轉賬，也通常會注明相關信息。這種習慣是在長期的社會索中逐漸形的。然而，在移支付時代，由于支付變得更加便利并且普及速度很快，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往往忽視了在支付時添加備注說明的重要。這正是相關糾紛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時，與線下支付相比，移支付留下了更多的支付記錄，包括轉賬記錄和支付記錄等，這些都可以作為支付憑證。然而，這種留痕反而可能讓一些人放松了風險意識，低估了其中的復雜。例如，一些常見的糾紛往往涉及到多種易關系，既涉及雇傭與被雇傭關系，又涉及借款人和債權人的關系。因此，在沒有添加專門備注的況下，工資和欠款很容易混淆，最終導致權益糾紛。這提醒我們，不能認為移支付自帶支付記錄就可以萬事大吉，不需要擔心無法解釋的況。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在使用移支付發放工資或還款等重要場景時，養添加備注說明的習慣。雖然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可以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和麻煩，這個習慣非常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糾紛往往是支付易雙方無意識帶來的問題，但也不能排除一些企業故意鉆空子的可能。一些業人士指出，一些企業在使用移支付向員工發放工資時習慣不標明信息，主要是為了避免社保繳納和個人納稅的風險，他們認為留下說明痕跡就等于留下違法證據，因此故意不進行說明。對于這種況，可能需要在法律層面給出新的界定。例如，是否應該讓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而不是讓員工陷維權的被境地？特別是對于農民工群來說，由于工作質的限制，他們的工資發放往往不夠及時，對于移支付工資需要留下詳細的支付記錄這一事實認識不足。稍不注意，他們就可能被一些不良企業鉆空子，增加糾紛發生的可能。因此，在幫助農民工維護合法權益的同時，相關部門也應該將相關風險教育納其中。

任何一種支付方式的興起都需要社會整適應的過程，其中包括最大程度地趨利避害。移支付所引發的一些新糾紛問題，本質上是因為整個社會對其風險和復雜的認識還不夠，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視。總之，在發放工資、還款等重要場景中使用移支付時，記得養添加備注說明的習慣。盡管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它可以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和麻煩，這個習慣非常重要。（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