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別不平等的真相

在同溫層待久了，很容易忘記一個現象，就是在別不平等這件事上，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共識。很多人并不認同別不平等，因為“婦能頂半邊天”，所以沒有別歧視。或者有一些人的確認同不平等，認同在當下的社會，面臨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大家對這些不公正的源的解釋不一樣，他們可能認為只是犯罪問題。還有一部分人相信“被歧視的其實是男，才是有別紅利的一方”。以上三個層面都屬于很底層的邏輯，它和一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和個人利益深深捆綁，所以相當深固。為了議題的展開，我們必須先點明“我們生活在一個別不平等的社會”這個事實本，然后再探索為什麼以及怎麼辦。先來說說別不平等的事實依據，或者作為一名要面臨哪些相對于男的困境？別研究博士Alexwood將從一個聽起來有點過時的詞說起——“剩”。

1.“剩”的“誕生”在2007年前后，出現了“剩”這個流行詞，還有一系列衍生詞，比如“剩斗士”、“齊天大剩”，這些看似玩笑的語言游戲都有同一個主——因為年齡大而嫁不出去的。而這里的“年齡大”指的是27歲。“27歲未婚＝大齡剩”這個公式很快在傳播的持續升溫中，了某種公共輿論中的真理，這個標準甚至一度還降低到25歲。“剩”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時尚COSMOPOLITAN》2006年的一期雜志中，然后在2007年，“剩”作為171個漢語新詞語之一，記了教育部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剩”的方解釋是，“高學歷、高收、高年齡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的大齡青年”。2010年，婚姻家庭研究所聯手婚介行業委員會，還有百合網，在全國31個省份對3萬余人做了調查，產出了一個中國人婚態度的方報告。它的副標題是，“看看你‘剩’到了哪一級”。也就是這一年，剩的輿論熱達到了頂峰。主義者陳亞亞也做了相關的調研，在中國知網上以“剩”進行搜索，發現這類文章最早從2006年開始，之后逐年增加，到2010年文章數量達到頂峰，查到了143篇。所以那時的主流輿論中，從到網絡話語，大量的人毫無反思地使用這個歧視的詞。大家不但練地用剩語言自嘲，也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向別人釋放這一套標準制造的年齡焦慮。而的確，當時有很多因為擔心被剩下，而匆忙地勉強自己進一段婚姻。《俗養記》那麼“27歲未婚＝剩”這個標準到底是從哪來的？“27歲”這個年齡標準又是誰規定的？為什麼能實現這樣的全民流通呢？當時正在清華大學做研究的學者洪理達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并以此展開了的博士研究。這個研究后來書《剩時代》。洪理達認為，“剩”概念的定義與婦聯有關系。在2007年，“剩”被定義為“27歲以上的單”，之后，也加到這個詞的傳播中。從2007到2013年，主流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比如《簡單八招從“剩”中突圍》《有多“剩”值得我們同》等等。雖然不可思議，但是這種小報式的標題，還有八卦雜志風格的文字容，的確是在主流上刊登過的專欄報道。而這類容，目標也顯而易見，就是通過對剩話題的大量“負面”、“警示”甚至“懲戒式”的宣傳，呼吁不要推遲結婚年齡，盡快進婚姻。

2.為什麼會有剩危機？與此同時，從2008年開始，不地方的機構、民政局或者下屬的婚姻介紹機構都在如火如荼地為高學歷、高素質安排相親活，顯然是集中火力對剩危機進行干預。可為什麼會有剩危機？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太多大齡的未婚青年太挑剔，所以解決方案往往是讓們清醒一點，讓們快點知道自己的境，才有婚結。但是洪理達經過研究，發現在2007年，就是在“剩”開始廣泛傳播前不久，剛剛頒布了一份人口問題相關的文件。這份文件提到，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人口力，其中包括別比例的不平衡可能導致的社會不穩定，以及人口素質總水平不高，難以適應激烈的綜合競爭的要求。人口計劃主要執行者的目標，就是讓更多所謂高素質的進婚姻，盡快生育。于是“剩危機”出現了。所以剩是一個虛構出來的群，但在這個虛構的概念上，凝聚了本土一系列的別問題，從重男輕，到生命政治，到教育就業中的別歧視，再到經濟中的別不平等。據聯合國兒基金會的數字，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況下，正常的出生人口別比區間應該在100:103-100:107，就是每100名活產嬰對應103到107名活產男嬰。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孩，所以這樣的別比到了婚育年齡，男的數量就會趨于均等。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的出生人口別比，在1982年是108.5，之后一直穩步上升，到了2004年達到最高是100:121.2。到了2015年，也就是開放“全面二胎”的前一年下降至113.5，之后緩慢回降，但自2021年三胎開放后又有抬頭趨勢。從中我們能清晰看到人們追求男胎的決心，包括江浙滬在，當有了三胎的條件允許，人們對于“湊”一個男孩依然執著。這也導致近年的城市嬰托護機構中，因為大多是二孩三孩，人們能直觀的觀察到男比例的失衡，比如會出現一個班5個男孩1個孩的狀況。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別比失衡，它的后果就是現在適婚男數量大幅多出同齡，而且持續攀升。據中國科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在2017年向人民日報提供的預測，80后非婚人口男比例是136:100，70后的男比例則高達206:100。到了2050年，35歲至59歲的未婚男接近3000萬。更棘手的是，這些未婚男更多集中在低教育水平的人群。2012年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就說，當婚而不能婚的男數量在不斷增加，大大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風險，他們可能參與暴力、賭博、盜、聚眾斗毆，破壞社會治安。當然，這里還沒有提到的就是犯罪行為，這些也和單男人群有很大相關。此外，男的勞力過剩會造就業，男的就業經濟力更大，也將更難就業。同時，赤字和低生育率將進一步減人口總量和適齡的勞人口規模，加速人口的老齡化。所以，專家都認為“剩男危機”的危害深遠不亞于20世紀中期的人口膨脹。

3.和生命政治既然我們知道了現在面臨的是“剩男危機”，那為什麼反而是剩危機被制造出來呢？這關系到和生命政治。簡單來說，生命政治就是直接作用于我們的生生命，包括生老病死這些生事件和生命進程的政治治理。在這個過程中，人的主在治理建構的大局中往往是消失的，個意識要讓步給宏大的規劃議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府都會據階段的人口特征跟目標，使用各類規定或公共話語來刺激或者抑制國民的生育相關行為。事實上，這種生命治理技從中世紀甚至更早以前就開始了，比如12世紀的歐洲教會開始對非生行為進行打擊。14世紀末，經歷了黑死病的歐洲陷了人口危機和嚴重的勞力短缺，那時和墮胎或者任何避孕行為，都是非常嚴重的生犯罪。所以婚姻和生育從來不是所謂私人領域的個人選擇那麼簡單，而是與國家、城邦等權力主的生產力、需要、資源分配、發展目標等治理決策息息相關。而到了今天，人口目標發生轉向，同樣是據人口治理的需要。于是新一代在“剩”的下，被催促進婚姻。的總是人口調控的主要對象，是實現人口統計目標的重要工。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有部經典的小說，《使的故事》。小說勾畫一個反烏托邦世界，在一個暴的極權制統治下，除了統治階級的，大部分適齡都淪為生育機，被降格的道和子宮。這離現實并不遙遠，只不過文明的法治社會當然不能使用暴力的掌控手段，但是當年輕日復一日地被灌投“們即將貶值”的過剩的焦慮，那麼自我意識層面的改造，則讓可能“主”進婚姻。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我們面臨的人口失衡是一場危機，這不意味著更寶貴了嗎？稀缺的話，這不更說明人才有別優勢嗎？但我們已經看到，重男輕的文化是如何讓的生命權到損害和厭棄，而與此同時，這種厭的傳統產生的社會惡果，所謂赤字，又反過來讓來承擔修正補償的責任。在教育、職業發展等方面，更地揭示了“剩”問題反映的別不平等，是如何持續并全方位影響著發展。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幾年前“博士”一度也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和剩一樣。可是，博士不是很好嗎？有什麼污名可言？這個答案還是回到“剩”符號所代表的別觀念。博士份最客觀直接的信息，就是一個人在一個領域達到了現有學習制最高的等級認證，因此有資本開始做更專業和突破的知識生產。這些描述看起來是非別化的。那麼為什麼有這些特征的人就因此了第三別呢？這說明，現在的主流別文化對的期待和定義中，的德和才仍然是相悖的。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