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省某地村民黃某私搭浮橋被判尋釁滋事罪一案引發了廣泛關注。黃某在洮兒河邊長大，這條河給當地村民的日常出行帶來了很大不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黃某焊了十三條鐵皮船，搭建了一座固定浮橋。然而，2018年10月，當地水利局以非法建橋為由罰款并強制黃某拆除浮橋。黃某以為這樣就沒有問題了，但是2019年2月，他被當地公安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隨后黃某的三哥以及其他家人也被采取刑事措施，7月當地檢察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將黃某等多人公訴至洮南市法院。同年12月31日，當地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黃某等18人構尋釁滋事罪，分別以有期徒刑兩年至拘役三個月不等，但18人均適用緩刑。
據法院判決書的認定，黃某及其他人在2005年至2014年期間收取過橋費，而在2014年至2018年期間搭建了固定浮橋，并組織排班以及制定收費標準，攔截過往車輛收取過橋費，總計收取了52950元。法院認為，這種行為屬于強拿要他人財，對社會造了惡劣的影響，破壞了社會秩序，構了尋釁滋事罪。
對于尋釁滋事罪，在立法層面上有學者持廢除的觀點，并且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議廢除該罪名，以更明確的犯罪罪名取而代之。然而，在法律修正之前，學界普遍認為在司法層面上應嚴格限制該罪名的適用。尋釁滋事罪有四種行為方式，包括隨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強拿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以及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在這個案例中，法院認為黃某收取過橋費屬于強拿要行為。然而，據報道，被收費最多的村民李某某在法院退還款項后，又將錢還給了黃某，表示黃某修建的橋確實給他們帶來了方便。黃某也表示自己從未強制收費，都是村民自愿支付的。多位村民證實了這一說法。如果這些證言屬實，那麼收費就是自愿的，不可能構強拿要行為。因此，為了限制尋釁滋事罪的適用，避免其為一種過度包容的罪名，最高司法機關在2013年出臺了司法解釋，在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限制了該罪名的適用。
首先，在主觀層面上，立尋釁滋事罪必須備尋釁機，也就是所謂的無事生非和借故生非。據司法解釋，如果行為人為了尋求刺激、發泄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或者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矛盾糾紛借故生非，實施了《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行為，就應該認定為“尋釁滋事”。因此，如果沒有無事生非和借故生非的尋釁機，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民事糾紛，也不能隨意上尋釁滋事罪的標簽。
其次，在客觀上，強拿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必須要破壞社會秩序。如果修橋造路滿足了民眾的需求，并沒有破壞社會秩序，反而得到了社會的認可，那麼無論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這都不是犯罪。刑法中的危害行為必須是侵犯法益的行為，如果一種行為沒有侵犯法益的危險，反而降低了法益侵害的危險，那麼它就不是危害行為，而是有益行為。舉個例子，如果張三發現巨石從天而降，即將砸中李四的頭顱，于是他力一推，功避免了巨石砸到李四。在這種況下，即便李四被推倒并骨折，張三的行為也不屬于刑法上的危害行為，因為他的推降低了李四法益損的程度，他是在做好事，而不是壞事。《太上應篇》中說：“修橋鋪路，乃是大善之舉”，善行當然不應該被歸刑法中的危害行為范疇。
據《農民日報》報道，浮橋被拆除后，當地村民的出行問題并未得到解決。自從2018年浮橋被拆除到報道之時，當地還沒有制定修建橋梁的計劃，因此村民出行非常不便，去河對岸種地、運貨需要繞路70公里，原本幾分鐘的路程變了3個多小時。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第六十五條的規定，私自建設橋梁屬于違法行為，違法行為者應該接行政罰。然而，據該條款，最嚴重的法律后果也只有行政罰，并沒有刑事責任。違法行為不一定就是犯罪行為，行人闖紅燈、司機超速駕駛都屬于違反了《通安全法》，可以到警告、罰款等行政罰，但不能因此認定為尋釁滋事罪中的追逐行為。
此外，對于民眾私自修建橋梁，也可以事后補辦手續，而不是一味地拆除，尤其是在修建橋梁可以方便民眾出行的況下更加不宜輕易拆除。據《行政罰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如果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并沒有造危害后果，就不應該進行行政罰。因此，即便認為私自修橋手續不全，只要沒有造危害后果，就不應該進行行政罰，更不應該追究刑事責任。
一審判決生效后，黃某提起了申訴，但被原審法院駁回。2023年6月26日，黃某繼續向上級人民法院申訴。29日，當地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該案進行了立案，目前正在審查中。刑法源自于兵法，知兵非好戰，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作為兵法的刑法的最高境界。刑法雖然不能過度寬縱，但也不能一味地重刑。給個人及其家庭上犯罪標簽會帶來巨大的痛苦，我們應該對他人所不愿意承的東西保持謹慎。寬刑省獄，囹圄空虛應該為每個法律人的心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