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斌，一位詩人和臨沂大學講師，在2022年底有了一個突發奇想：他決定花一個月的時間，全心地驗一下外賣員的生活。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邢斌共送了2000多單外賣，接了幾百個商家，敲響了2000多個房門。他每天平均騎托車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了110層樓。為了這個目標，他每天工作15-16個小時，一個月沒有休息，最終只換來了7000塊錢的收。
今年8月，在一個小范圍的文學沙龍上，邢斌向人們全景式地介紹了他的外賣員驗，并將相關容整理了一篇文章，題為《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這篇文章很快在網絡上傳播開來。通過邢斌這個知識分子的份和深度驗，人們看到了外賣員這個職業的真實和富的現實主義火花。
邢斌的一個月送外賣正值冬季，而騎托車在寒冷的天氣里十分難。在最冷的時候，他甚至不得不停下來原地跑步熱。相比起上的痛苦，嚴寒和酷暑都不算什麼。讓外賣員們最折磨的是兩件事：一是到世人的白眼，二是平臺的榨。在邢斌送外賣的過程中，他到了人間的冷暖。外賣騎手經常遭到人們的辱罵，小區保安還會欺負他們不讓進。很多顧客對待他們的眼神就像看待要飯的人一樣，甚至有的顧客就是披著人皮的畜生。當然，他也收到了一些溫暖，例如半夜給兒子點餛飩的媽媽給了他2塊錢的打賞，還有農村夫婦用手電筒幫他照亮道路，以及住院老夫婦的寬容和慷慨。生活中有冷有熱，經歷多了，人們能夠放下一些東西。然而，平臺公司的管理卻沒有毫人味。他們通過勞務外包將騎手隔離開來，無論遇到車禍還是猝死，平臺都可以把責任推卸得干干凈凈。另一方面，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讓騎手面臨著巨大的投訴和罰款力，他們就像驢子一樣被牢牢拴在磨上。邢斌深有地說道：“科技的發展沒有給他們增加福利，反而為束縛他們的鎖鏈。”只有親經歷過，才能真正會到這鎖鏈的沉重。
邢斌之所以突然間聲名鵲起，是因為他用樸實無華的行展現了知識階層應有的基本良知。邢斌認為，知識分子往往陷于“信息繭房”，閱讀越多，盲區越大，反而會生一種對日常世界莫名其妙的自負。他說，世界終點是空的，生生滅滅，循環往復，并不為某人某姓永遠獨存。這種自負在某些人上表現得極為明顯，比如張維為。我早年看過他的一個演講視頻，他自信地說自己了解中國底層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而了解底層人的途徑就是經常打出租車與上海的出租車司機聊天。因此，張維為大言不慚地宣稱現在農民有地有房，農村戶口一夜之間了香餑餑。對于底層人群來說，永恒的主題并不是歌頌他們如何勤勞，也不是憐憫他們何等卑微，而是如何爭取維護自己生存尊嚴的權益。
最近，《人民日報》披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省里派出了20人的調研團隊，陪同人員多達50人，而村里為此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準備。這樣的調研團隊連解決半錢問題都算不上，可見他們的良心已經泯滅。真正近群眾、深人心的行，并不是高難度的作，但專家學者和領導干部卻很難做到。9月1日，一輛特斯拉在杭州上高架之前被攔下。車主吐槽說：“這有點搞笑了呀”，警實在地回答：“是有點搞笑，但是你要服從。”后來的視頻顯示，這輛特斯拉在行駛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公務車隊，而公務車沒有打雙閃，卻在快速路中間行駛，明顯違反規。特斯拉找到機會超車，并因此惹事不讓上高架。連最基本的通規則都不遵守，那些坐在公務車里的人怎麼能心安理得呢？他們怎麼能接到人間的煙火氣呢？
作家余華在接采訪時說，中國現在最沒有貢獻力的就是專家，只要專家說一句話，群眾就會想相反的。進步就是當權威變笑柄的時候。專家們的名譽之所以掃地，并不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領域缺乏專業能力，而是因為他們與普通人的共基礎已經失去。現在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矛盾，那就是對大多數底層人缺最基本的尊重，以及鮮有人站出來維護他們的權利和利益。我們應該有家國懷，但也不能視若無底層人民的尊嚴。就像臨沂大學的邢斌一樣，他送了一個月的外賣，雖然個人能力無法解決外賣員的職業困境，但只要能夠親驗并發現問題，設地為他們著想，不斷推整個社會對外賣騎手職業的理解、支持和保護，這已經足夠了。如朝聞道，夕死足矣。治理社會的道路，大道至簡，不在那些晦的書本篇章中，也不在繁瑣的卷中，而是由微不足道的街巷、民間談論和生活中的悲歡離合所承載。鄉縣令高以永曾撰寫過名聯：“穿百姓之，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無論從事何種職業，我們都是普通百姓，都有著相同的命運和遭遇。評論員鄢烈山說：“我們的所謂便利，都是社會底層人的淚凝聚。”大量底層人為了生活而奔波，他們不應該被苦累、被貧窮所忽視。我們需要有人為他們發聲，為他們爭取權益。當底層人民擁有奔頭、希和干勁時，整個社會將充滿繁榮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