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元旦過后，盧麒元先生在第一堂課上講述了“對人民與社會的思考”，凸顯了這一話題的重要。他認為，從人民躍升至社會，相當于續寫了《資本論》第三卷，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也是好愿景與制度果的現。對于治理者來說，思考這樣重大的理論問題，將對踐行“兩個一百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那麼為什麼要談論人民呢？從歷史上看，人民一直植于中華大地，封建王朝的歷史就是試圖實踐人民的歷史。比如漢武帝元元年采納“罷黜百家，獨尊儒”之后，儒家思想為國家治理的主導思想。諸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治國哲學為賢明帝王的遵循，這些都展現了徹底實踐人民的帝王所帶來的太平跡象；而放棄實踐人民的君主，則會導致象叢生。近代，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承諾，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為百年基業打下了堅實基礎。延出新中國的學理、法理和治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但是，實踐人民究竟難在何呢？澤東主席與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率的“窯對”，就是對實踐人民的探討。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進京“趕考”從西柏坡出發，主席對周恩來說，“我們絕不做李自”是對實踐人民的信心和決心。而人民的本質是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是不能回避的核心問題。革命功了，革命之后呢？國家如何發展？如何理好國家與資本的關系？民主專政的權力，能不能一直被人民掌握？盧先生說，人民民主專政一定是圣人專政，專政常有，圣人不常有。我認為，這就是歷史周期律難以跳的本所在。人民最先進的表達在社會。西方資產階級專政所強調的民主，是數人的民主，沒有進步意義。全球資本主義國家，是西方強行安排的制度，沒有充分表達人民和社會，與社會主義制度相比，是不符合發展規律的，是落后的制度。而且，資本主義的貪婪，催生了后現代民主義，不斷催社會主義國家階級變。按照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流轉規律，在外部民主義力和部問題媾和共振下，資本會向數人集中，導致貧富分化；資本會轉移出境，導致國力衰落。這是反人民的，是社會不夠的必然表達，僅僅靠削藩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大唐百年危機就是歷史的佐證。那麼如何讓人民的實踐充分表達為社會呢？小平同志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近乎真理。首先，要有質基礎。這種質不是數人占有多數財富，而是掌握專政權力的無產階級整轉化為中產階級，擁有完整的生產資料，達到發達國家的質水平。沒有質基礎的社會，并不能一勞永逸解決社會治理問題。其次，要有神準備。民眾覺醒必然推社會進步，這需要一定比例的人民到高等教育，有大部分的人民接高中階段的教育，整國民擁有參與社會治理的主意識和自覺。只有最先進的覺醒，才能有最廣泛的組織員，這是人民躍升為社會的理論基礎。圣人專政走向君子共和，是人民躍升為社會的終極表達，是中華民族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治久安的可行之策。盧麒元先生的思考，探索了理論上難能可貴的有效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