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來，柏林的蘭登堡門象征著現代化的進步和未來的無限可能。然而，在后現代社會的西歐，越來越的人相信現代化是一條筆直通往未來的高速公路。盡管人們仍然進步和經濟繁榮，但他們對這種持續能持續多久到越來越懷疑。普遍存在的風險引發了普遍的焦慮不安，但卻缺乏政治意愿來解決這些問題。未來似乎充滿云，難以為人們提供明確的方向。這種困境不僅僅存在于西歐，日本也面臨著經濟不景氣已經持續了一代人的問題。這種懷舊的緒彌漫在整個社會，未來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人們對現狀到無奈，甚至懷念過去的時。這種心態在過去對中國人來說可能難以理解，因為中國一直以來都以擁抱未來、拋棄過去的態度著稱。然而，我們不應忘記這種態度本就是新文化運的產。在此之前，中國人理想中的黃金時代一直是遠古的“三代”，而不是一個輝煌的未來。這一切都清楚地證明了時間的意義并不僅僅是生活中的客觀存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通過文化和權力的視角知時間的結構，而這種時間可能對人們的思考、選擇和實踐產生潛在而深遠的影響。
《時間與權力》這本書以德國歷史為例，探討了一個更普遍的問題：那些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如何通過權力結構來觀察和利用時間，進而解釋歷史的形態并推歷史進程。掌握權力意味著不僅要征服空間，還要征服、駕馭和利用時間，引領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趨勢，并以特定的時間觀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在近代之前，對時間的控制通常是宗教的職能范疇，教會負責從創世紀到末日審判的歷程。只有當歐洲人放棄了天定命運觀之后，才能開辟出未來作為人類自由決定行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德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它的歷史進程更多地依賴于政治力量的推。對于普魯士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來說，政治力量也是現代化的決定推力。在大選侯的時代，君主有意識地將現在作為災難的過去和不確定的未來之間的分水嶺，以便能夠自由選擇有多重可能的未來。這顯示出一種趕超型國家的急迫，必須擺傳統的束縛，打破現狀，因為保持現狀只意味著停滯、失敗甚至滅亡。在這里，國家機充當著歷史變革的引擎。
然而，繼承者弗里德里希二世更關注普魯士的安全，他認為在未來中做出選擇是為了保證現狀的安穩。這種保守的時間觀意味著國家的盛衰興亡是不斷重復的，因此政治決策并不那麼重要，因為它無法改變長期的趨勢。而在奧托·馮·俾斯麥時代，政治家的自主有了新的發展。對于這位“鐵宰相”來說，時間的洪流就像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一樣，政治人雖然不能創造或引導時間的趨勢，但可以憑借高超的技巧和經驗，捕捉稍縱即逝的最佳時機。這種政治運作方式賦予了決策者極大的靈活，只要判斷對德國有利，這位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可以迅速轉變陣營，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他認為決策者必須完全擺意識形態的束縛，認識到在一個充滿風險的時代中，存在著多種未來的可能，才能立于不敗之地。這種功既是“英雄造時勢”，也是“時勢造英雄”，因為正是變的時代環境讓像他這樣的人勝出。如果是在安穩的年代，那麼守的僚很可能會勝出。
在德國歷史上，納粹主義更加堅定地主張與過去的本斷裂，將自定義為一個新紀元的開始。然而，他們拒絕了政治是“可能的藝”的觀念，因為他們只設想了一種可能，即在“最后解決”之后獲得“最終勝利”。這種毫無彈的“末日決戰”思維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失敗。回顧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現代人，當我們從“命中注定”的時間觀中解出來時，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和利用時間，以開辟自己生活的可能。如果一個人持宿命論的態度，或者相信自己最好的時已經過去，那麼他將很難有信心和力量去面對一個全新的未來。在風險社會中，太多的人已經失去了展未來的勇氣，太多的問題沒有得到本的解決，只求擊退不斷涌現的威脅，保持現狀直至永久。然而，這種靜態的社會意味著沒有未來。盡管當前是一個困難的歷史時刻，但我們不應被危機和恐懼束縛住自己的想象力和選擇權。政治是可能的藝，我們應以開放的態度看待歷史和當下，而不被危機制。任何創新和未來都不是無中生有的，它們依賴于人們對過去和現在的理解，以找到新的方向。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可以為我們指引未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