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日起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集資詐騙罪刑法條文做了重大修改，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對2010年非法集資司法解釋也進行了修改（修改前的簡稱《2010司法解釋》，修改后的簡稱《2022司法解釋》）。在刑法條文和司法解釋都作出修改的況下，對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的集資詐騙行為，如何選擇適用法律和司法解釋存在爭議，有必要澄清。
首先，修正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與刑法修正案（十一）所規定的集資詐騙罪關于量刑幅度、對應數額標準的表述均有明顯區別。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集資詐騙罪提高了最低法定刑、調整了法定刑結構，將原來的三檔刑罰調整為兩檔刑罰，將限制金額幅度的罰金刑修改為無限額的罰金刑，并明確了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適用相同的罰標準。兩相對比，《1997刑法》中的刑罰幅度對應的標準與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刑罰幅度對應的標準顯然不同。同樣，對應“數額巨大”亦必然不同。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并無“數額特別巨大”的相關法定刑幅度表述，《1997刑法》中的對應的標準實際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被涵蓋于對應的幅度中。
其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和《2022司法解釋》的修改都是為了現對集資詐騙犯罪從嚴懲的目的和神。但是，司法解釋對數額標準進行調整后，集資詐騙罪修改前后的刑法條文中的定罪量刑要件涵發生重化，且無確定的對應關系，進而出現在某些況下，法定刑的比較結果、實際斷況與立法調整的預期出現偏差。對于非法集資罪相關條文和司法解釋適用上亦是如此。
因此，在適用司法解釋時，應當綜合考量刑法條文、司法解釋調整的結構、容，避免造量刑失衡，出現不符合立法目的的結果。應以“法定刑”為標準比較，兼顧“斷刑”平穩。在考慮司法解釋適用時，不應忽視集資詐騙罪刑法條文結構重組的因素。
在面對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的集資詐騙行為時，應先以《2010司法解釋》適用于《1997刑法》、《2022司法解釋》適用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分別確定相應法定刑，再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在《1997刑法》、刑法修正案（十一）間選擇適用的法律。
在量刑節層面，也應妥當考量主刑和罰金刑的幅度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斷，實質現“從舊兼從輕”原則。這樣的做法不僅能保證刑法條文、司法解釋修改前后判決結果的均衡、穩定，在司法實踐中也能被普遍接和適用。